閱藏知津．編修寶鑑

Posted on 2013 年 04 月 24 日 by admin

編修寶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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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藏知津：漢譯佛典語言學的研究

Posted on 2013 年 04 月 19 日 by admin

關於漢譯佛典的研究–語言、方法及文獻學問題

作者：辛島靜志博士　發佈時間：2009-02-02

如果我們從語言方面仔細研究漢澤佛典，就會發現，“漢譯佛典不僅是研究漢語語史的重要資料，同時在探討佛典的產生、發展等問題時，也必不可少。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僅靠梵語佛典是不夠的。因為梵語寫本的佛典多寫於十一世紀以後，中國東漢、魏晉的漢譯佛典遠遠早於梵語寫本。所以，我們在研究大乘佛教的成立等問題時，必須借助於漢譯佛典。但是，以準確讀解漢語、梵語、藏語佛典為基礎的內容，剛剛起步。

一、研究佛典時中期印度語的知識是必不可少的

佛教的本師釋迦牟尼曾在印度東部的摩伽陀(音譯)地域活動，佛教經典最初也使用東印度的方言，宣揚教義。後來，隨著佛教教團的擴大，各地產生了各種方言口傳或書寫的新經典。現今保存的大小乘教的梵語寫本中，不少尤其是早期的經典，在當初傳播時間的是中期印度語。後來，隨著時代的推移，這些中期印度語的佛教經典逐漸梵語化。對於梵語化的開端說法各異，但一般認為是從西元1-2世紀在印度北部、西北部逐步開始的。但梵語化的擴大，則是很久以後的事情。所以，研究佛教經典的梵語寫本，尤其是研究初期大乘佛典的寫本時，應該把這些情況考慮進去。

如“大乘”、“小乘”中的“乘”字，在中印度語中本來面目是“jaana”，即智慧之意。但在梵語化的過程中，被誤譯為今天的“乘”(意)。又如佛教中的“阿彌陀佛”現今有兩個名字，一為“天星光”(Amitbaa)，另一為“無量佛”，但據記載，阿彌陀佛不是長生不老的，他最后涅槃而去。因此，經過比較研究發現，阿彌陀佛只有一個名字，即“無量光”。“無量佛”是佛教經典在被傳抄時誤寫而得以流傳下來的。

二、研究古譯、舊譯佛典的意義

現存的初期大乘佛典的梵語寫本，大多數是十一世紀以后寫成的。從原本產生的時間，到寫本的寫成時間，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在這過程中，一定受到了梵語化的影響。因此，僅靠梵語寫本的研究是很難接近初期大乘佛典的真實面目的。但是，自東漢出現的漢澤佛典，比大多數的梵語寫本更古老。因此，如果仔細研究漢澤佛典，再與梵語寫本相比較，可以進一步接近佛典原來的面貌。據研究，自東漢至南北朝的漢語佛典中，有不少漢譯佛典顯示出它們的原典是用中期印度語，中亞語言等口傳或書寫而成的。

對此，我們可進行以下工作：一、梵語寫本之間的對比研究，可參照藏譯本；二、梵本、藏譯本與漢譯本的對比研究。

三、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

漢澤佛典儘管非常重要，但是其歷來沒有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過去的中國學的學者中很少有人讀佛典。而研究佛教的學者則認為：漢譯佛典不僅難懂，而且同梵語、巴利語佛典相比只不過是二手資料而已。同基督教的“自始即有語言”的傳統相異。佛教不僅不拘泥於語言，而且認為語言的拘泥不利於信仰。但是，思想必須通過語言表現，通過語言流傳，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思想並不能脫離表現它的語言，而是存在於表現它的語言之中。不正確地捕捉語言，便不可能正確地理解思想。而且，漢譯佛典的費解性，決定了大約讀懂之，是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佛教思想的。其結果：即使出了成果，也是空中樓閣而已。

正確地讀懂漢譯佛典是研究佛教的不可缺少的基礎之一。但是，漢譯佛典中出現的特殊的，或是口語的詞彙、語法在漢語辭典、語法書中及少能搜尋到，這就加大了正確讀解漢譯佛典的難度。

從中國學角度研究漢澤佛典語言的另一個難題，就是其解釋往往停留在佛典以外的文獻中相類似的用法的比較，沒有充分表明漢譯佛典的特徵。我們可以把漢澤佛典與梵語、巴利語、藏語等經典或是不同譯者翻譯的經典進行對比。例如，日本明治時代的譯書、啟蒙書中出現的“權力”(right)、“科學”(science)等新詞，把它們與其原語或是譯語安定之前的其他譯法相比較，就可以明確它們的意思。同樣道理，把漢澤佛典的語法、詞彙，與梵語等佛典或翻譯相比較，也許會闡明、理解漢語佛典中的一些難解的語法和詞彙。而且，古譯佛經一般很難懂，如果不參考梵本或者是巴利語、藏語的經典的話，不僅不能理解，而且可能會誤解原意。

最后，辛島博士提到了自己用電腦編撰《佛典漢語詞典》的構想。他計劃今後將自己曾經編纂的漢譯佛典總歸在一起，編一部以漢語佛典為材料的《佛典漢語詞典》，並對東漢、魏晉、南北朝的漢譯佛典作語言的分析，以為佛教學及漢語詞彙、語法、音韻學提供一份新材料。

他提到了用電腦編纂詞典的好處：在將所需資料按照拼音輸入電腦后，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編成某個譯者或者某一個時代的佛教漢語詞典。最後，可以將它們總歸在一起，重新排列順序，就可編成一部大詞典。另外，舊有的詞典在印刷、頁數方面會有所限制，而用電腦編纂則沒有頁數限制，可以用足夠的例句來闡明某一個詞彙、語法。

但是，無論電腦技術如何發展，文獻學的根本：即平靜地讀書，這一點是不可改變的。微妙的語言感覺必須靠一頁一頁翻書才可得到，而整天打鍵盤是不行的。

備注：上述這篇文章，對編寫佛梅電子大藏經第二次編修計劃，有重要參考價值！特別是以漢語佛典為材料的《佛典漢語詞典》編輯計劃，對編寫佛梅電子大藏經．藏經音義之計劃，有指導性作用。

佛梅電子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閱藏知津．大藏經學術交流平臺

Posted on 2013 年 04 月 18 日 by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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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藏知津：中華大藏經編纂記

Posted on 2013 年 04 月 17 日 by admin

中華大藏經編纂記

任繼愈

1982年3月7日至24日，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集中全國有關專家及海外學者共商古籍整理出版大計。這是以國家名義召開的，向全國、全世界宣佈“四人幫”被粉碎後，告別極左思潮，中國政府重視古代文化，有計劃、有步驟地以科學方法清理中國古籍的大會。

古籍規劃討論中，對傳統的經史子集都作出近期、遠期整理出版規劃，人力物力都作了安排。我發現大會議題中沒有把佛教古籍考慮進去，就寫了一份《中華大藏經》整理出版建議提交給大會。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採納了這個建議，把佛教、道教古籍整理工作列入國家規劃。《中華大藏經》整理出版工程從1982年8月正式啟動。

《中華大藏經》不同於歷代刊行的大藏經

根據現有資料，漢文大藏經歷來入藏的基本經籍最少為1000種左右（包括房山石經的960餘種），最多者為2200餘種，平均數約在1600種左右。這是宋元明清各藏入經的基本數目，加上各藏特有的經籍，共約3000餘種，除去重複，約2500種左右，加上傳統入藏的基本數目1600余種，現存漢文佛教經籍總數約4100餘種（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稿總數為4175號）。

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與儒、道並尊的三大宗教的一個重要流派。我們有必要編纂一部新的一大藏經，所收佛典應全面，採用影印辦法。既可避免校核造成新的差錯（日本《大正藏》即是前車之鑒），又可以保存善本古籍原貌。省去了繁重的校印排字的過程，還能大大縮短印刷時間。基於上述考慮，我們決定採用現存最有文物價值的《趙城金藏》為基礎。

漢文大藏經以其篇幅大、版本眾多、歷時久遠聞名於世。雕版印刷術以前，佛經傳播靠手寫流傳。南北朝時北方已有摩崖石刻佛經，刻鑿在岩石上，與造像祈福同一目的。隋代已開始用石版刻經，那是為了保存佛教經典，以防止兵燹戰亂的破壤。刻在石板上，每塊石板重達百斤，利於保存，但不便閱讀。十世紀，北宋開寶年間開始以木版印藏經，世界上第一部雕版大藏經問世，世稱《開寶藏》。後來歷遼、金、元、明、清都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雕造藏經。現存公私刊印的“大藏經”達17種之多。辛亥革命後，還出版過鉛字排印的兩種“大藏經”——《頻伽藏》和《普慧藏》。在國外，漢文版藏經有《高麗藏》、《黃檗藏》、《弘教藏》、《卍續藏》、《大正藏》。縱觀國內外已出版的各種“大藏經”，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今天看來都不算理想的版本。

為了避免過去各種《大藏經》的缺點，我們編印的《中華大藏經》力求做到版本要“精”，內容要“全”。我們慎重考慮，選用了《房山雲居寺石經》、《資福藏》、《影宋磧砂藏》、《普甯藏》、《永樂南藏》、《徑山藏》、《清藏》、《高麗藏》等八種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版”，以《趙城金藏》為基礎，進行對校。只勘出各種版本文字的異同，不加案斷。

《趙城金藏》是北宋《開寶藏》覆刻本，裝幀、版式保有《開寶藏》的特點，在《開寶藏》散失殆盡的情況下，不論在版本方面、校勘方面，它都有無可比擬的價值。

國內現有藏經中未經傳世的孤本還有《房山雲居寺石經》、《遼藏》（又稱契丹藏，用名不妥，因為它用漢文而不是契丹文）、《元官版藏經》、《洪武南藏》。這幾種大藏經多為《磧砂藏》和《永樂南藏》的覆刻本，所收典籍均少於《趙城金藏》，不宜作基本參照本。《趙城金藏》收錄佛典近7000卷，現存5380餘卷，雖有缺失，可用《高麗藏》補入。《高麗藏》與《趙城金藏》同屬《開寶藏》系統的覆刻本，版本基本一致，用《高麗藏》補《趙城金藏》自然協調，便於操作。

我們校勘的目的，不在於勘誤訂正，而在於會同比較。因為我們長期整理中國古籍的經驗表明，不同版本出現的文句異同，多半不涉及義理，古籍版本出現文字異同各有道理（當然也有明顯錯誤），如果一定要由編者決定取捨，難免失之武斷，徒耗人力，並不科學。

還應指出，每一種善本的特殊價位並不真正由於它的至美至善，而在於它體現了各自時代的某些特徵。這些特徵是別的版本不能代替的。如《房山雲居寺石經》可謂善本，其中石刻佛經體現了《遼藏》的風貌。但也發現有的刻工為了貪圖省工，出現了許多與上下文不相連屬的“一”字。從一般校勘原理看，這些“一”字無論從形、音、義的錯簡毫無關係，只是由於刻工按版計酬，為了省力，又能占滿版面，才出現了不應出現的許多“一”字。漢字中只有“一”字筆劃最少，刻起來省力，用來充字數最方便。像這類缺點，並不能動搖《房山雲居寺石經》版本價值的歷史地位，畢竟瑕不掩瑜。這裏只是說明中國過去雕印的眾多版本的《大藏經》沒有一種是盡善盡美的，《中華大藏經》為讀者提供一個會同諸本的機會，標出異同，不作案斷，正是極端負責精神，尊重讀者、研究者的判斷能力。一卷在手，等於同時擁有九種版本的“大藏經”，為研究者提供了空前的方便，這是任何圖書館都無法辦到的。

《中華大藏經》的完成

《中華大藏經》在國家大力支持下，1982年開始編輯，1986年初，已出版到第15冊時，古籍規劃小組負責人李一氓給薄一波同志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簡單地敍述了《中華大藏經》的編輯、出版經過及今後的打算。當上編106卷接近完成時，我曾與李一氓寫信，說明《中華大藏經》完成在即，請求仍由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支援繼續完成《續編》。可惜他已生病住院，身體精力都不能執筆寫字，由他的助手代寫了一封回信。

我收到回信不久，李一氓同志與世長辭，生前未能看到這部《中華大藏經》完成。如果沒有他的大力支持，這部《中華大藏經》只能以《趙城金藏》的原始面貌沉睡在善本書庫內，無從會同八種不同版本呈現在世人面前，更無從為建設新文化積累資料添磚加瓦。《中華大藏經》出版到35卷時，我們編輯的最得力成員——童瑋教授不幸逝世。他一生致力於佛教經典版本目錄之學，編撰的《二十二種大藏經目錄索引》凝結著他一生的心血。為了普查國內佛典古籍現存的情況，他不顧年高，走遍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基本摸清了佛教古籍現存的概況。他在編輯《中華大藏經》工作中起著無可取代的作用。童瑋還曾聽山西晉城青蓮寺僧人說，抗戰時期，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部曾來人借走該寺的卷軸裝佛經十餘卷，寺僧不敢不給，借走後未歸還。當年的借閱者、借出者早已逝世。這十餘個卷子的下落，留下了永久難解之迷。童瑋每次對我提到這件事，不勝唏噓。

當年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校勘組的石磑老師工作勤奮認真，以致積勞成疾，本書第一冊出版前因病逝世。張文苑先生負責底本組，承擔著校勘工作的第一道工序。他認真負責，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不幸突發腦溢血逝世。還有湖北的王世安先生，他為校勘工作付出了勞動，也過早地逝世了。對逝世的這幾位同志來說，生前未能看到這部《中華大藏經》完成，是終生遺憾，也給我們全體編纂者留下長遠的懷念。為了搜求中原找不到的卷帙，我們還得到海外朋友的大力支持、協助。這裏特別感謝美國的余英時教授，承他的協助，找到《趙城金藏》散失的《佛國記》，得以珠還合浦。先後對編纂《中華大藏經》提供資料作出貢獻的國際友人還有日本臨濟宗相國寺派管長的梶谷宗忍先生、日本臨濟宗相國寺派教務部長緒方香州先生等。

從1982年8月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啟動，到1994年底編纂完畢，參加人員先後共有160人，分別屬於底本、修版、校勘、調度、匯稿、定稿、總務、財務八個部門。參加者年齡從二十歲到八十歲，老少不一，參加時間最長的從始到終十二年，最短的三個月。他們的辛勞和業績也將與《中華大藏經》同在。

備注：上述這篇文章，對編寫佛梅電子大藏經第二次編修計劃，有重要參考價值！然電子大藏經不同於原版大藏經影印排版校勘，務必小心會重複大正藏的問題，校勘出新的錯誤！

佛梅電子大藏經．編修委員會